嘉兴三位种粮大户的“难心事”_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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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丽生本报记者蒋文龙

　　嘉兴是浙江粮食主产区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每年外调粮食占浙江全省的近一半。这几年，为了抓好粮食生产，当地各级政府动足脑筋，想尽办法，基本保持了粮食生产的稳定，但也累得够呛。

　　晚稻已经归仓，春耕尚未开始。嘉兴的粮食生产形势能否继续保持乐观，种粮大户有什么困难需要重视、需要解决？近日，记者来到嘉兴，采访了当地的三位种粮大户。

　　桐乡市种粮1600多亩的周阿龙：

　　土地租金越来越贵，种粮越来越吃力

　　桐乡的红旗漾村是远近闻名的粮食生产专业村，有耕地3200多亩，其中2158亩为省级粮食功能区。村支书周阿龙则是省内闻名的种粮大户、全国劳模。

　　在村委会，记者见到了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劳模”。周阿龙种粮已有20多年，而且种粮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当年的80亩增加到了1600多亩。

　　说到种粮赚不赚钱，周阿龙打开了话匣子：“说实话，这些年来，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但种粮成本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租金涨得很快，坚持种粮确实越来越吃力了。”

　　周阿龙算了一本账，过去水稻产量比较低，大概在900斤左右，但土地租金也相对较低，每亩只要100多元或者索性白种，人工、化肥成本也都比较低，因此种粮还有钱赚。现在产量提高了，国家补贴多了，但土地租金也大幅提高了，目前的租金行情是每亩600斤左右稻谷价，按2012年收购价每斤1.43元计算，土地租金就要八九百元，加上种子、化肥、农药及用工成本六七百元，按亩产水稻1100斤计算，毛收入在1600元左右，扣去成本基本无利可图。

　　那么，既然赚不到钱，周阿龙为啥还要坚持种粮呢？他告诉记者，主要是种水稻风险不大，政府能够保证收购。目前种粮普遍机械化，服务也是社会化，不像以前那么累。而且政府还有各种补贴，加起来每亩大概有二三百元，这就是全部的利润。他还透露，自己还有一个别人无法具备的优势，就是所租土地很大一部分是政府预征的，因此所付的租金相对较低。

　　嘉兴农民尽管有种粮的传统，但是，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日益深入，追求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已是广大农户的普遍选择。种葡萄、苗木、食用菌等经济作物，每亩能有1万多元的收益，而且对土地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能支付的租金也高。不像种粮食，对土地要求是最高的，能承受的土地租金却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地流转的“招拍挂”中，种粮和种其他经济作物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明显就处于弱势。土地流转难，周期短、租金上涨快就成了当前种粮大户的一个“拦路虎”。

　　海盐县种粮600多亩的许玉君：

　　规模越来越大，订单越来越少

　　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的加快，职业化、专业化的种粮大户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嘉兴粮食生产的稳定，越来越需要依靠这批大户。但是，伴随着大户的日渐增多，新的烦恼开始出现。

　　许玉君是海盐县武源街道华星村人，自1999年开始承包土地种粮，目前共种粮600多亩。许玉君告诉记者，与其他经济作物相比，大家愿意种粮食，主要是因为种粮有保障，风险低，收益稳定。不过现在，这一“好处”正被日渐稀释。

　　据他介绍，随着种粮大户的日渐增加，地方政府的粮食订单反而越来越少。过去是种多少订多少，现在是逐年减少。2012年，海盐县的政策是对种植面积20亩以上的大户进行订单收购，订单收购价为1.55元/斤，没有列入订单计划的只有1.43/斤，中间每斤整整相差了0.12元。

　　一家一户小规模种粮主要是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属于小农生产；大户种粮则是商品生产，因此对收购数量、收购价格十分敏感。许玉君算了一笔账，自己种粮600亩，亩产按1100斤计算，总产达66万斤。现在每亩大概只拿到五六百斤的订单额度。也就是说，其他的粮食虽然政府能够照单全收，但价格上却每斤低了0.12元。如果粮食部门能够敞开按照订单价收购，收入至少能增加三四万元。

　　据记者了解，订单的减少诚然与大户增多导致“僧多粥少”有关，但也有地方政府从减少地方财政开支考虑，只要完成储备粮收购任务，不惜到中西部地区低价购粮。

　　雨雪纷飞，许玉君愁眉不展。他告诉记者，他准备再流转700亩土地种粮，争取规模效益。但到底能拿到多少国家订单，他心里是一点数都没有。

　　平湖市种粮500多亩的朱永法：

　　农机具越购越多，生产用房越管越紧

　　传统的散户经营、以人力耕作为主的粮食生产方式，逐渐被大户经营、以农业机械耕作为主的生产方式替代后，粮食晾晒、农机具摆放所需的临时生产管理用房就成了一道新的难题。平湖市种粮大户朱永法的“境遇”，或许就是嘉兴种粮大户的一个“缩影”。

　　平湖的种粮大户不算多，朱永法种粮20多年，目前种植面积500多亩，还获得过“全国粮食生产大户”。朱永法说，这几年种粮成本逐年上升，但靠政策、靠规模、靠勤劳还能赚点辛苦钱。

　　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几十万元的各类大型农机具无处摆放，只能东一摊、西一堆地乱摆乱放。记者看到，朱永法的临时生产管理用房很简陋。一个约200平方米的简易塑料大棚内，地上胡乱“垫”着些砖块。角落里有一个灶台、一张破桌子，一些农具也杂七杂八地堆作一团。大型拖拉机只能露天停放，任凭风吹雨淋。

　　据了解，为了支持农业生产，有关部门尽管出台政策，允许农民搭建临时生产管理用房，但同时又明确不能搭建在基本农田上。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让一项好政策形同虚设。因为管理用房必须就近搭建，才能便于生产，但嘉兴的耕地都是基本农田，按规定都不能动。

　　朱永法告诉记者，因为缺少场地和烘干设施，2011年春天阴雨天太多，他收下来的麦子因无处摊放全部发芽，损失惨重。而在流转土地上刚刚搭起的简易库房，又因“卫片执法”而拆除。

　　作为一个种粮大户，朱永法的心愿是，2013年能搭建起像样一点的临时生产管理用房，让农机具有个安身之所，再上马一套烘干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