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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随着内部条件的变化,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库存积压严重、财政负担沉重,如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粮食收储制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是我国农业政策调整的重大课题。
■本报记者王方李晨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起始之年。届时,中国粮食安全会面临怎样的形势和挑战?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将从哪里着手?作物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技术如何创新?国内外食品安全战略如何对接与落地?……种种难题待解。
近日,2015(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京举行。峰会以“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增长动力接续”为主题,集中探讨如何着眼于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动力升级,寻找“十三五”农业发展的新动力。
发展压力重重
“粮食短缺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的历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研究员表示,“对中国来讲,粮食问题至少在量的供给方面将不再成为问题。”
他指出,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为中国应对改革发展的各种风险挑战,保持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世界缓减贫困和饥饿,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我们清醒地看到,可持续的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的基础并不牢固,一些方面可以说还非常脆弱,无论是外部的市场环境还是内部的要素配置,都对粮食和食品安全在现代中国提出了新的非常严峻的挑战。”李伟说道。
粮食产量年年增产,李伟却对资源代价的付出表现出深切的担忧。“环境成本和经济代价越来越突出。如果粮食生产继续以这种方式透支,农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将被破坏,今后粮食产量的可持续增长就必然面临更大的风险。”
与此同时,“十二五”时期,中国农业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开始从主要追求数量向质量、数量效益并重,从生产导向向需求导向,从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向创新驱动的集约经营进行转变。
李伟认为,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内粮食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随着内部条件的变化,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
“库存积压严重、财政负担沉重,如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粮食收储制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是我国农业政策调整的重大课题。”李伟指出。
经济新常态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食品质量安全的隐患仍然较多。“面对两亿多农户、四十多万家食品的加工企业、三百多万个食品经营主体,政府现有的监管能力严重不足,而进口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也不能让人放心。”李伟表示。
农业结构调整
不久前刚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特别强调,要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结构调整是题中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大体经历了四轮。眼下第四轮结构调整是在‘六高’背景下提出的。”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潘文博介绍,“六高”即粮食产量高、进口量高、库存量高、消费量浪费量高、调运量高、资源消耗量高。
他指出,“从种植业来看,我国现在面临的四大矛盾和问题是品种结构不平衡、种植效益在下降、生产方式仍粗放、农产品竞争力弱。”
就结构性矛盾而言,小麦产区基本平衡,稻谷平衡有余,玉米阶段性供大于求,大豆缺口逐年扩大;棉花、糖料、油料受资源约束和国际市场的冲击,进口量大幅度增加,生产出现下滑;同时我国优质牧草短缺,如苜蓿的进口量逐年增加。
“这一轮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两保、三稳、两协调’。‘两保’即保口粮、保谷物,口粮自给率100%,谷物自给率95%以上。‘三稳’即稳棉油糖,棉花自给率基本满足国内消费,食用油自给率30%以上,糖料自给率37%左右。‘两协调’即蔬菜的菜篮子生产与需求协调发展、牧草的生产与畜牧业养殖协调发展。”潘文博表示。
调整的重点何在?潘文博说:“非优势区的玉米。”着力点放在了镰刀湾地区。这个区域近10年来是我国玉米增长最快的、增量最大的。同时又是典型干旱区、生态脆弱区,一个靠天吃饭的区域。调完之后,考虑重点改种青贮玉米、苜蓿和牧草等,同时搞大豆—玉米轮作、杂粮和马铃薯等耐旱作物。
潘文博表示,技术路线是适应性调整、种养结合型调整、生态保护型调整、种地养地结合型调整、有保有压调整、围绕市场调整。“对于结构调整,我们今年就开始做了,现在主要通过试验示范来引导农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