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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专业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农地加速流转,各地种地大户不断涌现,但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使不少农业大户不得不“自操自办”,甚至患上“大包大揽症”。
“种地一年利润也就五六十万元,如果专业组织能提供低成本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设备?”谈到自己花70多万元买了30多台农机种地的事,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种粮大户何世素话语中透着无奈。
何世素农机作业“自操自办”,原因在于彭水县农机服务组织发展赶不上大户增长的速度。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介绍,彭水县耕地面积超过70万亩,2012年种粮大户增长到118户,而目前县里只有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具只有15台。“10家大户才能平分一台农机,能搞出啥服务?”
在河南农区,农业大户也面临类似难题。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流转了3000多亩地种高粱,他说:“高粱种植对播种技术、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岁以上的闲散劳力,很多人不会使用农机具,药物配比、机械喷洒,掌握得也不精准,农药残留经常超标。”为解决高粱植保难题,柳学友不得不自己组织起20多人的植保劳务队,育苗、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归仓,环环不落,都得亲力亲为。
同时,随着农业市场化不断发展,种粮大户对专业服务需求也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服务向资金、信息、加工、运输等综合性服务扩展。相比于农机、植保等产中社会化服务,产前、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更显薄弱。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农民王福军流转了1700亩地,年产粮超过150万公斤。王福军说:“大户种粮最关心的是粮食收储、供求、粮价走势预测等专业市场信息。但现在这块服务基本上还是空白。”
“种粮患上‘贫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
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种粮大户资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为了种粮,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
“以前包三四十亩地,资金投入不多,还可以自己解决。但现在我土地转包面积已超过1200亩,每年投入接近150万元,种粮已经患上了‘贫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芦村农民王明杰说,“到信用社贷款很难,农民没有抵押物,没人给你贷款。”去年王明杰为了种粮,找遍10多家亲戚,东拼西凑才凑齐40多万元,最大的一户借了10万元,其余两三万元不等,每家每户都要挨个打欠条、签字盖章。显然,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资金链断裂,很可能导致破产。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农业大户所患的资金“贫血症”较严重。仅以重庆为例,据重庆市农委专题调研课题组调查,全市1.7万个农业合作社融资需求近65亿元,目前获得贷款只有1.4亿元,需求满足率仅为2.15%。涉农贷款除了要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之外,一般还要额外支付担保费、抵押资产评估费、手续费等,涉农贷款实际成本高于城镇非农贷款。
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信贷项目风险高,不可预见性大,这与商业银行资产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需求产生矛盾。陕西省泾阳县中张镇西王村种粮大户张高民苦笑着说:“我去银行贷款,银行的人说,种个地贷什么款!”
针对高利贷种地的难题,不少种粮大户建议,应对农民生产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财政贴息,从而刺激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同时,从惠农、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农民种粮应当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国家可给予银行贴息政策。(记者 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