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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传统农区的土地规模流转过程中,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亟待破解。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种粮大户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同时,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严重滞后。
万亩“粮王”破产记
从2009年起,重庆永川区农民梁自然租种了1万多亩粮田搞规模经营。为提高种粮效益,梁自然设计了完整的集约化生产方案:组建劳务合作社,解决无人种地问题;建立农机服务队,提高种粮效率;统一供种、施肥、植保,保证粮食品质……但这个看似完善的集约化设计却在现实面前碰壁,生产成本超过种粮利润,“粮王”累计亏损200多万元,最终破产。
规模种地集约经营,“粮王”开辟种田新模式
梁自然是朱沱镇石对窝村村民,早年外出务工,回乡后搞起了稻米加工厂,年销售收入达2000多万元。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搞大米加工,最烦心的就是要从一家一户收购稻米,粮源没有保障,稻米品种不一,优劣混杂,农药残留多,很难卖上好价钱。因此萌生了自己租地种粮的想法。”
2009年初,梁自然租用永川区朱沱镇8个村47个村民小组、2632户农民的10663亩稻田,种植水稻,变身重庆最大的“粮王”。
为种好1万多亩地,按照集约化设计,梁自然以村社为单位,组建了15个劳务合作社,梁自然负责统一提供农药、化肥、良种等生产资料,合作社完成劳务承包,负责育秧、抽水灌溉、施药、收割、晾晒等生产环节的劳务需求,由梁自然付给劳务费。
为提高种地效率,梁自然还组织了30多人的农机服务队,负责统一种植良种、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施肥、统一机耕机收等。与劳务合作社提供的季节工、时段工不同,农机服务队是长年的专业队伍,每人每月工资有1500多元。
梁自然自己不会种地,他专门聘请了8名农业专家做技术指导,月工资1700元。租地后,梁自然还专门注册了“道森”优质大米品牌。按照梁自然集约化生产设计,万亩粮田每年能提供5500吨左右的稳定粮源,而且通过统一良种、统一生产标准,建立品牌,还可大幅提高稻米附加值。梁自然说:“普通大米市价约1.2元/斤,而我生产的优质水稻,价格能达到1.7元/斤。如果通过集约化生产能达到无公害、绿色大米标准,价格还能翻番。”
梁自然测算:土地流转后,平均1亩地投入成本约为960元。通过集约化经营,能在粮食生产环节实现收支平衡,在大米加工环节则能盈利。种植1万多亩水田,一年纯收入可达到200万元左右。
集约化、规模化处处碰壁,年年种地年年亏
在规模种田的过程中,梁自然看似完善的万亩粮田集约化生产方案,一方面没能降低种粮成本,反而由于雇佣劳力成本猛涨,不断挤压种粮利润;另一方面没能解决田块细碎,单位面积投入高的问题,反而是租地面积越大,亏损越多。
2009年租地之初,梁自然和劳务合作社签订的劳务承包价格为810元/亩,但由于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供不应求,梁自然实际付给合作社的劳务报酬已经超过900元/亩。
“租地种粮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农村劳动力很短缺。劳务合作社雇佣的大多是散工,如果价钱低了,他们宁愿外出打工,实际劳务价往往超过合同约定价,我们也没办法约束。”梁自然无奈地说。受劳务价格明显上涨影响,梁自然种地第一年就亏了50多万元。
在西部丘陵农区,粮田高度细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梁自然组织的农机服务队功能大打折扣,没能发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
“我流转的1万多亩地细碎分成了8500多块稻田,虽然有农机服务队,还有200多万元的农机设备,但也只能解决40%左右连片水田的机械化耕作问题。”梁自然说,剩下的田块农机服务队派不上用场,需要大量人力排工、排活,平均每亩成本增加2倍以上。各环节成本摊下来,比散户种粮还高。
同时,梁自然流转土地配套的水利设施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现已完全废弃。单是为了平整田块、整修水渠和田间道路,梁自然又投了200多万元,但这也只能解决不到30%田块的灌溉、机耕的需要。
表面上的集约化经营并没能解决生产现实难题。2009年至2010年,梁自然平均每亩地成本投入近1400元,种粮持续亏损。2011年梁自然不得不把流转面积缩减到2900亩,但当年又先后遭遇冻灾、旱情,粮食减产超过30%,搞得农民土地租金没法兑付,还拖欠了20多万元工人工资和农药物资款。最后,梁自然种地累计亏损已有200多万元,不得不退出全部流转地,种粮以破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