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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１月５日电（新华社记者 徐博 徐扬 张桂林）新年伊始，在甘肃省兰州市，６名农民工爬上一幢大楼后要跳楼。原因是公司拖欠他们工钱，讨要５个月未果。
为了带上血汗钱回家过年，一些农民工不惜“以命讨薪”。十年治欠薪，尽管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总体上得到遏制，但高发、多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建筑业欠薪仍突出，且向制造业蔓延；民营企业欠薪未减，政府项目也日渐增加……
从原本简单的劳资纠纷，演变放大为社会焦点，欠薪与讨薪，似已成为年终岁尾挥之不去的话题。治理欠薪的考题为何如此难解？
治理欠薪，十年有何进展？
以重庆农妇熊德明向总理求助讨薪为标志，我国从２００３年底掀起了清理欠薪风暴。２００４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
一组数字反映出中国政府治理欠薪的决心与力度。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披露，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全国已偿还建筑领域历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３３２亿元。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人社部门责令用人单位为５３３．５万名劳动者补发工资等待遇１５５．１亿元；
２０１２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为６２２．５万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２００．８亿元；２０１３年前１１个月，追发工资等待遇２２３亿元。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肖兴志说，如果说逐年增加的数字，反映出治理欠薪的成效；那么“欠薪入罪”则彰显了国家对这一问题“零容忍”的态度。
２０１１年，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正式列罪。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恶意欠薪”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
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２０３９件，公安机关立案１４２３件。
“‘欠薪入罪'打击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取得了一定成效。”人社部劳动监察局局长闫宝卿说。
随着“欠薪入罪”威慑作用的发挥，以及设立“欠薪应急周转金”“欠薪保障基金”等一揽子措施的实行，欠薪问题得到了一定控制。
中国式欠薪”，谁是祸首？
“经过多年治理整顿以及法律体系建设，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总体上得到遏制，但形势仍然严峻。”闫宝卿坦言，治理欠薪的任务还很艰巨。
——高发、多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等待遇案件１７．４万件；２０１２年共查处欠薪案件２１．８万件。
——建筑业欠薪仍突出，向制造业蔓延波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主要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同时，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拖欠工资问题明显增多。
——民营企业欠薪未减，政府项目也有欠薪。沈阳于洪区房地产项目“民亿苹果树”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１６０多万元，导致农民工多次上访；重庆市黔江区正阳中学项目，由施工企业垫资建设，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无力垫支，导致民工工资被拖欠，涉及民工约３００人，工资达８００万元。
——欠薪讨薪与经济纠纷交织。一些企业主利用解决拖欠工资问题解决经济纠纷，以讨要工资名义追讨工程款，甚至无法达成协议就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以造成社会影响，逼迫发包方就范等。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个项目从甲方到乙方，再到大包、“二包”直至最底层的农民工，农民工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也是整个利益链条的末梢。中间任何一个链条出了问题，农民工都可能会是最受伤的群体。
据业内人士介绍，建设工程项目一般按照工程进度结算工程款，许多建筑施工企业只是按月发给农民工一定的生活费，工资到年底或工程完工时集中结算，并非依法按月足额发放工资，一旦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发生经济纠纷，农民工往往“躺着中枪”。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说，这实际上是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如果按照这一逻辑，那么所有制造业企业都能以产品没有卖出或者货款没有收回等为由不按月发放工资。
“施工单位出现的拖欠工资问题，多数是经济承包纠纷与劳动纠纷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很长的债务链，增加了解决欠薪的困难。”邱小平说，“只有打破这样的‘规则'，让经营风险与劳动债权分离，才能更好地解决欠薪问题。”
直面“讨薪难”，干部作风的“试金石”
跑断腿、门难进、钱难要，维权难度大、维权成本高，让农民工讨薪路上常常寒心。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等专家认为，治理欠薪，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许多城市还建立了农民工维权中心，治理这一顽症关键在于“落实”二字。
湖北籍农民工安国明在沈阳市于洪区多次讨薪未果，他的遭遇经新华社报道后，政府部门迅速召集开发商和建筑商协调，并很快拿出解决方案。一个星期后，安国明拿到了１５万元的工钱。拿到钱，安国明感到很心酸。“去了区农民工维权中心七八次，不如媒体报一次。”他说，“我们感觉不是政府管不了欠薪，而是有没有把农民工的事放在心上办。”
“这就是工作作风实不实的问题。”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着力纠正“四风”；对于欠薪问题管不管、怎么管，对有关部门来说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
此外，１９９４年颁布实施的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这部法律实施已近２０年，但一些条款在建筑工程等领域仍很难落地操作。
邱小平认为，严格依法按月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是避免发生农民工工资大规模、集中拖欠的制度保证。
目前，上海、北京等地已要求建筑企业劳务费结算实行月结月清制度，每月支付额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包工头”给农民工每月发一两百元生活费，年底再结算的“年薪制”被终结。
许多农民工还呼吁，要提高欠薪者的违法成本，让讨薪不再“越讨越亏”。
在沈阳打工的农民工游鹏和１１名工友讨回了被拖欠的１万元工资，但算来算去还是亏了。他说，讨薪耽误了工时加起是４４天，按大工（９人）每天２００元，小工（３人）每天１００元计算，损失了７９００元。车费生活费每天１５元，又没了６６０元。１万元工钱，实际上到手的只有１４４０元。
针对农民工讨薪维权被推来推去的现象，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专家建议，将欠薪和讨薪问题纳入政府考核目标；同时，整合各职能部门资源，统一应诉渠道，形成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首诉负责制”格局，以刚性措施严格执法，从根子上解决欠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