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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时节,从满是茶香的龙井寻到骆少君的母亲家。
她住的离西湖和龙井都很近。一个都是四五层建筑的旧小区,客厅厨房都不宽敞,是上个世纪的公寓设计。
进门,屋内的简单陈旧使得我们很意外。
一张用细竹竿当支架挂着蚊帐的单人钢丝床,靠窗是一张旧书桌,桌上放满资料照片,墙边一张老藤椅,床前有一方矮几,放着很多盒茶。四壁皆白,藤椅上的墙壁高处挂有一副黑框的相片。
我们几个人坐下,屋子一下子拥挤起来。
骆少君忙着要泡茶,问“要喝什么茶?我这里茶很多。”
骆少君的父亲
被历史掩藏的名门传奇
身材高大的骆少君,花白的短发,格子衬衫、紫色毛衣外是深紫红的宽大外套,牛仔布裤。一开口,骆少君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是我父亲,我很崇拜我父亲。”
相片上的中年男子,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眉目清朗,气质儒雅,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
骆少君开始说起家族的故事——
“我父亲给陶铸送过信,在监狱待过半年……我爷爷是台湾首富,后来还参加北伐,在杭州的南山路有别墅,姑父姑母都和苏步青同期在国外,关系十分好。父亲当年在杭州在马路上遇到是共产党员的朋友——就是小说《小城春秋》里一个人物的原型,因为他正被通缉,我父亲带他回家,对家人说他失业了。后来我父亲因为代他给陶铸送信半年后被抓了,爷爷去买通关系,帮忙把父亲救出来。”
“我父亲有两个兄弟,一个到了台湾,一个到越南,越南的那个就是厦门鹦哥楼的主人。 我们家在厦门第一医院外有花园别墅。厦门中山医院、第一医院院长都是我们的姑丈和叔叔。
1948年的乱世,家族问要不要去美国,但骆少君的父亲说喜欢在国内。“黑道以为家里有钱,绑架了我父亲。我母亲很镇定,一点不慌张,她去和黑道谈判,把所有家产给绑匪,带着孩子和保姆离开了上海的家。”
解放后,骆少君的父母带着孩子来到杭州,“因为父亲以前仗义疏财乐于助人,很多同学知道他来杭州就来看他。经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陈步雷的儿子介绍,父亲到杭州传染病医院当医务主任。” 后来,他提升为杭州传染病医院的院长。“父亲还曾经是浙江省的政协常委,受到过周恩来、邓小平的接见。他拒绝离休的待遇,说他的工资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