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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谁耕田
改革开放35年之后，中国农民再次站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35年前，农民为求活路，冒着坐穿牢底的风险私自分地；35年后，为了早日步入小康，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有的农民选择集中土地。这一抉择，并未脱离“规模出效益”的常规。
但是，和35年前的“大包干”一样，农民的抉择依旧充满风险。
风险在于，集体土地名义上为集体所有，实则权属不清。在农地确权未能突破过时的相关土地法规桎梏之时，侵权行为就难避免。而农民自组织的缺位，则使农户在面对社会资本之时，缺少组织保障。有“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曾言：最希望看到农地确权和农会成立。可谓正中要害。
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均已看到这一风险，上海松江的家庭农场实验表明，在土地权属不清、农会缺位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己身强力介入为农户遮风挡雨。
问题是，以行政手段替代法律手段，成本高昂，刚不可久。同时，很多侵权行为，实际上亦借力地方政府。事关征地拆迁补偿的大量案例即是明证。
于是，在“土地流转”“家庭农场”“资本下乡”的背景下，如果相关配套措施不足，农民将面临新一轮失地风险，拉美化不可不防。数十年前，包括巴西在内的诸多拉美国家，失地农民土地补偿不足，无就业进城，导致城市贫民窟集聚、犯罪丛生、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社会稳定受到严峻挑战。
此时，停下脚步亦不可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业已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资金、劳力等要素的流动亦远非人为所能阻挡。
面对己身庞大的工业过剩产能、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不振，加快推进以城镇化为突破口的扩大内需变革，已刻不容缓。
为今之计，唯有强力推动土地改革，还权赋能，通过明晰权属、完善组织保障中国农民的核心权益。在务农人口日渐减少的同时，推动土地流转集中，加快培育职业农民，方能化解农村凋敝、城市失调的负重难局。
值此中央政府换届之际，向东还是向西，一道选择题已经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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