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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四川过完年的王德明今天（3月6日）一下火车，就背着行李挤进地铁。“除去童年，我大部分日子都在北京度过。”他说，“但北京不是我的家。等攒够钱，我就回县城买房子，和家人一起生活。”
3月6日，北京在雾霾的笼罩下有些冷,火车站人潮拥挤，全球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口迁移运动落下帷幕，劳动大军进城返岗了。
这便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春运。这折射出农村与城市的不平衡，也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的现状是,大量在城市有工作的农民工,却没有在城市安家。”全国人大代表、民进党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2.6亿农民工，以及众多农民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换取了中国经济发展，助推了城市化的发展，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化成果，他们被城镇化了。”
过去的城镇化之路渐行渐窄，新一轮城镇化当有新路径。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只能靠近的城市与回不去的农村
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城镇化概念。他指出乡村城镇化，而“不要像古代那样，城市乡村化”。150多年之后，中国政府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2001年，18岁的品品从辽宁农村考到了大连的一所大学，城市完善的公共设施、文化资源让她欣喜，她甚至憧憬着去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生活。
1978年城镇化率仅为17.92%，城镇人口1.72亿人。2001年公布的“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十年后，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13亿总人口中，城镇居民和农民各占一半。中国城镇化乃至现代化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称：“要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那只是未来。品品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创业，没有城镇户口，干着外表看似光鲜的公司职员，很多诸如孩子教育之类的市民福利无法享受到。“每天吸着混浊的空气，拿着与房价、物价相比很卑微的工资，在一号线地铁中挤来挤去的日子，令我困惑，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诚然，在京、津、沪、深等机会较多的城市，大批农村、小城镇的人拥入寻找工作，使当地劳动力市场供远大于求，竞相压价导致人力资源回报大幅降低，“蚁族”的生活比比皆是。最终很多人逃离了中心城市，返回家乡工作。
品品说：“我不敢花钱，怕生病，我也攒钱，想买房，但对于从农村到城市打拼的我们来说又是奢侈的。可是，我无法回到农村，我已不会种地了。”
从“二元结构”到“三维转换”
2012年，城镇化率提升到52.57%，城镇人口增至7.12亿人。
然而，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有多达2亿人虽在城市工作生活，却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城里人”。
辜胜阻代表称之为“半城镇化”现象。新型城镇化面临着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这是个立体的三维转换。
“很多经济发达的农村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城镇水平，可以把这些地方升格，让那里的村民成为市民。”铁岭市委书记吴野松说，“吸引一批农村精英回来创业发展，将农村的现代化、县城的工业化程度提升，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蔡继明告诉记者：“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没有造血功能，发挥不了城镇的应有作用，没有就业岗位，农民变成市民也是一座‘鬼城'。”
“城镇化还要因地制宜，基础不适合的地方不能大跃进般地建设，同时要考虑到当地的历史条件，注重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宋镇豪说。
宋镇豪举了一个例子，清明上河图显示，古代的某些区域适合发展城市，如在交通便利的河流沿岸，通过贸易和商品市场聚集人气，由此逐渐吸引人口迁移来此聚居，从而形成城市。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古代，城市是商品生产和交易的中心，在近现代，随着产业的发展，城市还是金融等要素的中心。
城镇化须深化改革
“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自由迁徙'这个词。其实自由迁徙已经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自由迁徙，但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背后是制度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中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和辜胜阻都表示，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必须深化改革，首先应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和融资制度改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农民工超过2.6亿人，其中到本乡镇以外地方打工的农民工超过1.6亿人。
迟福林说，户籍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尽管一些城市有顾虑，提出承载能力有限，但其实这些农民工已经在这些城市里了，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城市里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逐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在子女教育、文化休闲、医疗卫生、劳动报酬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
今天，记者在代表驻地听到随团记者们聊天，“省里领导犯愁城镇化的建设资金，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涉及面广，哪一项不都要用钱？”
未来3亿农业人口转入城市，带来的资金需求将是若干个4万亿元，有人测算达40万亿元。城镇化投资大周期长，项目大部分是公益性的，社会效益大，经济回报低，资金需求多元化。
全国政协委员、浦发银行行长朱玉辰说，“解决城镇化资金需求需要银行继续担当主导作用，为政府筹措资金担任融资顾问、财务顾问，以解决过度依赖地方债务平台、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现实难题。但是，这需要政策创新。比如，公益性基础设施融资能不能开展收费权抵押、土地权质押等。”
蔡继明建议，应缩小征地范围，除涉及公共利益，不允许征收集体用地，同时放开集体土地自行入市，“政府只管规划，建设环节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建设的新城镇蓝图由市场需求决定。”（本报北京3月6日电 于宛尼 姜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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