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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操戈邓卫哲
乡村建设事关我国亿万农民切身利益,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调整经济结构和释放发展潜力的关键。在3月22日举行的博鳌亚洲“乡村建设与治理”分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推进乡村建设的前提是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出路在加快农民组织化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理事长温铁军坦言,“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人。我国亿万农民分散在300万个自然村,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这些分散小有产者的主体性;不组织,完全分散,是不可能有主体性的。”
“乡村建设需要钱。如何才能让农民有钱,这就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长期研究民营经济的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钧说,发展现代农业要先做好三件事:一是充分赋权,让农民和土地结合更紧密;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要补上,包括路、水、电和网络;三是加快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以提高农业适度规模化。
保育钧称,乡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光靠农民不行,有些方面还要靠工商资本下去带动,但单个农民主体性不够,分散的农户无法跟各种资本对接,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村发展、三产融合的前提和出路。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说,不能简单地认为,把乡村城市化就是最好的乡村建设方法。拉美和非洲出现大量城市贫民窟的惨痛教训证明,用城市建设模式建设乡村的理念不可取。他同时提出,用工业化的模式来改造农业现代化也不可取。如果不是通过农民的自主积极性创造,单纯把农民一改了之,让企业去圈地,是经营不下去的。
温铁军说,谈乡村建设首先要明白一个基本常识,亚洲相对于西方而言,属原住民大陆,未被殖民化过,农民从没有被大规模减少过。这也就是我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出现大规模农场,只能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来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